近日，被评为“2006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”的吉林省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姜德志透过媒体，阐述了自己的反贪心得，他说：为什么贪官跳不出怪圈？很多贪官都有共性，即都有一个苦难的童年，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；王怀忠是要饭的出身……这些人奋斗成才，到一定位置了，却腐败了。这固然有主观因素，但制度因素不能忽视。（12月12日《检察日报》）

苦难童年究竟如何影响到贪官心理，姜先生没说，也为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。心理学家研究证明，一个人的意识形成，跟少年时候的经历大有关联。香港有学者以少时穷得叮当响一度乞讨的皇帝朱元璋为例，研究年少过度的苦难如何形成自卑与分裂的阴暗人格；在西方，弗洛伊德在《文明及其不满》中也说：侵犯的倾向是天生的本能，人“自我”的形成是对欲望压抑的过程；年少时生命冲动被困难过度压抑，常会导致摆脱苦难后泛滥的释放。
这些研究可以纠正“成份越苦越进步”的谬误，却无法偷换成相反的结论：童年越苦越容易腐败。毕竟， “贫穷也是一笔财富”，“贫穷不是罪、奋斗才是理”，还是我们传统观念的“主流”。

成克杰、王怀忠、慕绥新这一批贪官“苦难童年”具有历史的必然性：大多45—60岁之间，在他们年少时，中国能称得上富裕者只是少数。一定要将他们的青少年与今日腐败找点关联，窃以为，更重要的关联，是这批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都经历了满眼打砸抢、法律道德被践踏的年月，留下了“无知无畏”的深刻烙印。在他们主导社会某些领域之后，由于缺乏有效监管，这些“无知无畏”便会泛滥喷出。

明清两朝所有州县衙门的头门内甬道上，都立着一块“戒石”，刻着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；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”。说俸禄就是民脂民膏了，你还敢欺负小民，就是天理不容，抬头三尺有神明，就会恶有恶报。古人比今人“迷信”多了，害怕老天报应，便有所约束，但这毕竟靠不住，当大量贪官污吏并没有被“下油锅”的时候，其震慑力也就越发削弱，才会有了大清王朝的268年中，一二品官员因为贪污被判刑的就有157人。近代人看到了道德约束的乏力，便把希望寄托在法律律令上。希望用健全的法律规范与违法必惩建构新的威慑力。但由于我们一度放大了斗争哲学，把法律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当然无法指望威慑力在小青年脑子里建构起来。加上此后缺乏充分的思想涤荡，当他们主导社会的时候，一些人便无法不蠢蠢欲动起来。

大贤康德说：世上有两样东西最使他敬畏,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。一旦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令（尤其包括上升到制度层面的法律）都起不到令人敬畏的作用时，腐败就会蔓延开来。因此，必须建构起一种令人有所敬畏的“权威”来，不能让淡薄的法律意识继续延续扩散，传给今天并不太“苦难”的童年，为他们的未来种下祸根。社会治理缺乏法律，或许可以等待法律的建立；有了大量法律，却缺乏基本的权威，官员与老百姓都不敬畏法，那可是连可等待的东西都没有了。

对法律的敬畏，向来是从上往下起示范作用的；因此，法治先治官。慕绥新非要把给他送了钱的商人提拔为交通局局长，市委班子讨论三次通不过，慕绥新就利用市长职权把其公司提格，提成正局级。成克杰对他的权钱交易犯罪不以为然，案发后还很困惑：“不就是帮助别人批点工程给点好处费吗？大家都这么做，怎么就找上我了呢？”这些人的脑子里哪还谈得上敬畏法律那根“弦”？

官员眼里都没有法律的位置，加上老百姓目睹一个个打官司的人一个个费尽周折也难得“善果”，大家遇到麻烦，就必然不找法律，而是“先翻电话本，看能找到谁，然后就是找存折”（姜德志语）。而树立官员的法律意识，一是要加大门槛把关，选拔任用官员的时候，不能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不考核，让法律ABC都不懂的人横行官场；二是要加大官员违法的惩处力度，一旦触及法律，即便“问题不重”，即便“此类问题常发生”，也不能以“行政错误”来庇护，而要施以严惩。

虽说病去如抽丝，但唯有如此，才能令官场内外之人，培养出点基本的法律敬畏。如此“重典”，是我们法制建设不可逾越的一步。（